研究計劃書─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知識觀的轉變

一、問題旨趣

「工具理性高度膨脹下，知識的意義被實用工具化，一個人擁有技術性知識，既等於是具有較有利的生存機會」(葉啟政 1991：246)。「工具理性」膨脹的時代，知識的意義被「工具化」，意味著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事物」要能被實用化、工具化，才能被視為「知識」，並認為「技術性知識」較高的學習價值。然而，這是否也意味著還未強調工具化、理性化的時代對「知識」有不一樣的意義詮釋？是否不一樣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看待知識的方式？研究者認為這是肯定的。「知識」從陶冶心性、訓練心智的範疇中，發展至必需同時關心到實用性與技術性的範疇，到了現今，「知識」的實用性成為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時代對「知識如何能夠成為知識」的條件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知識的想像」是不同的，並且對於「知識」有不同「評價的標準」。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轉變過程是有趣的，並且值得討論。

首先，研究者要說明「知識觀」作為整篇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所指意義為何？研究者所欲討論的「知識觀」指稱的是：對於「知識」的想像、什麼樣的事物能夠被視為「知識」以及對於「知識」的價值判準。P. L. Berger & T. Luckmann(2005)指出：「知識社會學應該要致力於分析在社會中成為『知識』的事物」。更進一步的來說，這說明在特定時、空下某些事物可以成為知識，而某些則否。「知識」能夠展現自身存在的特殊歷史脈絡，它可以用來表現時代的特質以及價值觀。依據這樣的概念定義，並回到上一段所提出的觀點，則研究者將進一步認為「知識觀」是會「轉變」的，它將隨著歷史、社會的發展、價值觀…等因素而轉變，轉變成一個適合時代的「知識觀」。以中國為例，清末「科舉既廢，新式學校和東西洋遊學成為教育的主流」(余英時 1995)。受科舉制度影響，多數人只念四書五經，只求會寫八股文。而後，新式學堂[1]建立。民國建立後，學校教育的學科分類[2]又不同於新式學堂。從「學習什麼知識」的差異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學校教育所教導的知識有所差異、知識的分類也有所不同。中國從只重「四書五經」到開始接受西方知識。從學校教育的內容，中國人對於知識的想像已經不同以往，並且認為需要學習的知識也不同。研究者認為近代中國的「知識觀」正出現轉變。

研究者所欲處理的範圍為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的近代中國。近代中國在清末民初時期，經歷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的碰撞、知識的學習和思想的訓練；從以儒家思想、四書五經、詩書禮樂為主到開始接受西方科學、理性知識與技術。人們開始面對不同知識體系所生產出的知識，我們可以發現「知識觀」在當時出現轉變的可能。然而，除了不同知識體系的交流，還有什麼因素促成「轉變」？是必須進一步探討、確認與說明的。為了回應、探究上述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從歷史脈絡出發是需要的。因此，研究者將考察的背景拉回「傳統中國」轉變為「現代中國」的時期。

中國自十九世紀末接連受到西方列強的入侵，並在二十世紀經歷一次政治上的大變革：從帝制轉變為民主國家。文化、經濟、教育等各個社會面向，同時出現改變。以西方文化為導向的社會變革，除了外在物質的改變，西方思想與知識的傳入，也改變了傳承千年的中國傳統思想。面對這樣的改變，中國人的行為模式、思想、價值觀以至於世界觀都出現變化，「改變」是因應生存的時代。王汎森(2003)指出自晚清之後，西方科技知識湧入中國，以及中國一再遭遇挫敗下，興起專業主義。中國「一方面強調追求應用性知識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專精理念的興起，取代了『通』儒的的理想與君子不『器』的觀念」(王汎森2003)。

「知識觀」是一種思想、一種觀念來界定什麼樣的事物是「知識」，人們將以此確認新知識的「產生」與原先被視為知識的事物可否繼續為知識。然而，「誰」是「知識」的承載者，誰將作為主體使「知識觀」轉變？傳統中國，能受教育的人相對來說非常少，能念過書、擁有知識的人是少數。「知識份子」[3]是主要的知識承載者，他們傳承、創造知識，知識份子成為社會中知識結構最為重要的建構者，並影響一般人民的「知識觀」。因此，要考察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知識觀」轉變，知識份子是需要被帶入一起討論的。民國建立初期，知識份子是最重要改革中國現狀的一群人。陳獨秀率先喊出「民主」、「科學」，知識份子所率領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的訴求下，所要變革的就是傳統、儒家文化。知識分子不再視孔孟為依歸，而是努力學習西方的知識，並認為西方知識、思想才是有用、值得學習。知識份子並利用所學得的新知識來提出改革中國社會、政府、人民、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辦法。研究者認為如果要對近代中國「知識觀的轉變」有清晰的圖像，「知識份子的知識觀」將是研究者下手的第一步。因此，本研究的主要核心關懷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知識觀的轉變」。

科舉制度下只讀四書五經，到清末科舉廢除、新式學堂的確立。而後，民國建立，小學、中學、大學與職業學校的確立，顯示出「所學知識內容的差異」。該學什麼知識？從只學讀四書五經、儒家思想轉變為學習西方科學知識與西方思想才是有價值的、有用的。強力鼓吹民主、科學以及全盤西化之下，傳統中國知識的地位已逐漸式微。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發現「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識觀」正出現轉變。而研究者要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知識觀的轉變」劃出更清晰的圖像，因此研究者所要處理的問題是：什麼因素促成知識觀的改變？新知識觀概念為何？最後，知識觀的轉變產生什麼影響？

二、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對「知識觀」的討論多為教育方面，或是對於科學知識觀的討論。與本研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識觀的轉變」直接相關研究文獻並不多。較多的討論方式是將對「知識」討論包含在「文化」或「思想」討論中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從文化轉型、思想轉型議題的研究論文下手，進行文獻回顧。

「西學東漸」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經濟或是法律都需要注意與重視的，「西學」對近代中國的轉變有莫大的影響。中國從被動地接受西方文化、經濟、政治的入侵，遭受一連串挫敗之後，不得不主動學習西學，力求找到「救國圖存」的辦法。近代中國正面臨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訴求之下，「從“西學中源”到“中體西用”的文化觀念的轉變在事實上為近代思想的革命性轉變和啟蒙的發生準備了豐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環境」(王嘉 2004)。「啟蒙」不只是一件事、而且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它將造促成社會轉型，對知識的形式、實踐和知識的合理化都將發生變化，「知識觀」由此出現轉變的可能。但是，中國的啟蒙運動終究無法徹底。李澤厚(1996)指出原來促成啟蒙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後來又不得不回到進行具體、激烈的政治改革，最終「救亡壓倒啟蒙」。因此，近代中國在知識、思想的發展，並沒有經歷與西方一樣同樣的啟蒙過程。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中國努力向西方學習的時期，清末以來一連串的軍事失敗，維新派、改革派，以及民國建立後受西方知識訓練的新知識份子，都努力要向西方學習。新文化運動帶著啟蒙意義的思想性改革，卻不得不顧「救亡」的立即需求。「救亡」與「啟蒙」的需要都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知識觀的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也面臨如何將學習到的西方知識實踐在中國社會中。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知識觀的轉變」，為對核心關懷有清楚的認識，本研究要處理的問題有：什麼因素促成知識觀的改變？新知識觀的概念為何？最後，知識觀的轉變造成什麼影響？

研究者初步提出四個可能的影響因素類別：社會因素[4]、政治因素[5]、經濟因[6]素與教育因素[7]來作為發展的源頭。各影響因素決非獨立各自產生影響，而是環環相扣，並都內含思想、文化以及知識的討論。受影響因素的刺激，「知識觀」有了轉變的可能。從以四書五經與儒家思想作為傳統中國知識的中心，報近代西學東漸、敗國亡家之際，近代中國知識份子面臨傳統中國知識與現代化西方知識的衝突與矛盾。他們面對的是另一套知識生產與分類方式，在「啟蒙」與「救亡圖存」的訴求下，知識份子似乎不得不向西方學習知識。經歷過學習、內化、融合或淘汰的過程，社會對於知識的需求、想像以及價值判斷是依據社會的需要而有所轉變，而近代中國最需要的是「救亡圖存」。近代中國的知識觀，似乎從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知識觀轉為以模仿、效仿西方知識、思想、精神為主的知識觀。然而，一個清晰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識觀到底呈現出怎樣的新樣貌？

因此除了考察什麼因素影響知識觀的轉變與新知識觀的樣貌，研究者將近一步探究新知識觀所產生的影響。對於「知識觀的轉變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者將從知識份子的「具體行動」來進行探究。在這一部分，研究者將「具體行動」區分為：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四個方面，並分別挑選一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以其「具體行動」來對其「知識觀」作呼應。研究者挑選的對象分別為費孝通[8]、毛澤東[9]、黃炎培[10]、陶行知[11]。這四位知識份子都生活在「傳統中國」轉型「現代中國」的時期。他們都受西方知識影響，他們共同的特色在於他們都試圖將自己所學習到的西方知識運用、實踐於中國社會，企圖運用西方知識救亡圖存、改革中國。

研究者將對上述四位知識份子的經歷進行完整的認識，並依據研究架構，探究其知識觀的轉變的因素、新知識觀的樣貌，並從他們具體行動呼應其知識觀。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知識觀的轉變」。主要處理時期劃定在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為回應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研究者將首先處理「史料」部分。描繪清晰的近代中國的時代背景是重要的，這有利於掌握什麼「因素」成為刺激、動力使知識觀有了改變的可能。為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態和變遷的狀況，在資料的蒐集上，從欲處理時期的史料開始著手。第一手史料包含政府與私人的各項社會調查與檔案記錄。「社會調查」包含政府與私人的調查檔案。從這一部分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比如人口、就業、生活、教育等情形。另一方面，閱讀前人對時代背景所寫的著述，如歷史研究書籍、傳記、回憶錄或文集。以求可以更了解時代背景狀況。再者，從當時所出版雜誌來了解知識份子對於時事(勢)的看法，《獨立評論》[12]、《觀察》[13]都是可以參考的雜誌，這兩本雜誌所刊載的內容正是當時知識份子對於國家時事的批評與討論。

關於研究者所提出的四位知識份子，除了可以從其所出版的論著來探究其知識觀與理念，對這四位知識份子的相關研究著作也有參考的必要，以補足對其知識觀與理念的認識。

除了以上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者藉由閱讀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著作，學習並參考前人的分析方法。余英時、王汎森都曾對於近代中國「士」轉為「知識份子」的問題做討論，他們從政治、社會、文化面向做討論。藉由參考這些著作，可以探究近代中國外部的變動對於知識份子內部的影響，而知識份子又該如何改變自己以回應社會狀況，亦或是提出辦法改善外部環境。西方著作中，從結構或功能分析來論述知識份子或知識議題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提醒研究者在研究知識份子的知識觀的轉變時，不得忽略其身處的時代背景、歷史脈絡和社會結構。以社會學的眼光，深入探討外部環境與知識份子內部間的互動，來將「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知識觀」描繪清楚。

伍、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

王汎森，2003，〈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收錄於氏著，《中國近代思想

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毛澤東，196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們出版社。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74，《中國教育年鑑第一次第一冊》。台北：正中書局。

余英時，1995，〈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收錄於氏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台北：時報文化，頁33-50。

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編，1995，《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普遍教育》。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章開沅、唐文權，1995，《平凡的神聖─陶行知》。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葉啟政，1991，《社會、文化和知識份子》。台北：東大。

葉啟政，1991，〈誰才是「知識份子」？〉，收於氏著《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

北：東大，頁 225-262。

閻明，2004，《社會學在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費孝通，1999，《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姜義華編，1996，《毛澤東著作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二)翻譯書

Berger, Peter. L & Luckmann, Thomas著，鄒理民譯，2005，《知識社會學：社會

實體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台北：巨流。

Hall, Stuart著、吳志杰譯，2006，〈現代性的多重建構〉。頁42-53，收入於周憲

編，《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

(三)期刊論文：

王嘉，2004，〈文化觀念轉變與啟蒙〉。《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3)：

8-11。

(四)其他

胡適首頁(1891-1962)

http://www.chiculture.net/0423/html/d13/0423d13.html，檢索日期：2010年10月6日。

《觀察》雜誌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A7%82%E5%AF%9F_%28%E6%9D%82%E5%BF%97%29，檢索日期：2010年10月6日。

---

[1] 新式學堂課程內容為「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科，還有算術科、體操科、修身、歷史、地裡、格致與畫圖」(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 1995)。

[2] 小學：公民訓練、衛生、體育、國與、社會、自然、算術、勞作、美術、音樂。初級中學：公民、體育、衛生、國文、英語、算學、自然、歷史、地理、勞作、圖畫、音樂。高級中學：公民、體育、衛生、軍訓、國文、英語、算學、生物學、化學、物理、本國史、外國史、本地、外地、論理、圖畫、音樂。參見《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3] 葉啟政(1991)指出有四組意涵是可以指涉「知識份子」：強調品質性或範圍性觀念、關心社會政治事務與否、是否具有批判精神與不滿心理、依附政治或經濟組織建制的程度。

[4] 工商業興起，人口往城市遷移；個人從家族制度解放；「士農工商」地位的轉變，農民成為最下層；新文化運動為社會帶來民主、自由、獨立思想…等。

[5] 帝王政治的衰亡轉為民主議會制，到後來的軍閥割據；日本侵華與國共內戰，「安內」與「攘外」的抉擇…等。

[6] 從農業生產為主轉為發展工商業；職業教育培養技術人才以利工業技術發展…等。

[7] 科舉制度的廢除，四書五經的衰微；學校教育學科的類別以西方知識分類為基礎；實業教育、職業教育和師範教育的確立…等。

[8] 費孝通(1910-2005) 「堅信科學知識應該有助於促進人民利益，並作為未來行動的指南」(楊清媚 2010；157)。身為一個社會科學家，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必須將自己的知識所學投身於社會實踐，而他是積極樂意的。他所運用的方法是「以人類學的方法來調查社會研究中國現代社會的社會學」(費孝通 1999)。他的主要貢獻有「農村調查」、「農村工業化」、「小城鎮研究」與「區域經濟發展擴展研究」。

[9] 毛澤東(1893-1976) 指出自從有階級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就只有兩種知識「生產鬥爭知識」與「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他認為書本上的知識是片面的，「最重要的是善於將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毛澤東 1969)。在其具體行動上也特別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10] 黃炎培(1878-1955) 提倡「職業教育」。他曾赴美進行考察，回國後開始推行職業教育，認為職業教育的目的就是解決國家生計與人民生計問題。而他的職業教育原則是：「做學合一」、「知識與技能並重」。他認為職業教育必須根據社會實際需要，教育與社會需要聯繫。職業教育為中國工業發展提供人才，幫助工業發展以及讓個人具經濟能力，使整體社會的經濟得以發展。

[11] 陶行知(1891-1946)推行「鄉村教育」為主，受杜威「教育及生活」理念影響，陶行知根據中國的狀況，提出更為具體的生活教育理論，包含「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作合一」等三個原則。他更主張從鄉村教育改造到鄉村社會改造，進而到全國改造。他將「知識」等同於「銀票」，認為沒有實際生活中的作用就等於「濫發鈔票」。更認為只有從經驗裡發生出來才是知識。參見王汎森(2003)。

[12] 「九．一八」事變後，在外敵侵入、國內不安的情況下，胡適和幾位朋友欲發表一己之見，於是大家出資，於1932年5月辦起《獨立評論》。這份《雜誌》每周一刊，到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停刊，共出了244期。主要社員有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吳景超、張熙若等人。《獨立評論》上討論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對日方針及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間曾因觸怒 華北當局，而被迫停刊近四個月。http://www.chiculture.net/0423/html/d13/0423d13.html，檢索日期：2010年10月6日

[13]1946年9月1日創刊於上海，主編是儲安平，該刊物在1940年代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最重要論壇。1948年12月24日被國民黨當局查封，共出5卷18期。http://zh.wikipedia.org/zh-hk/%E8%A7%82%E5%AF%9F_%28%E6%9D%82%E5%BF%97%29，檢索日期：2010年10月6日。